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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古籍沃土 传承岭南文脉

作者:徐平
“深挖广东特色资源,梳理岭南传统文脉,打造岭南文化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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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平


典籍浩瀚,文脉悠远。


汇辑整理刊印古籍文献,一直是岭南出版的传统,沿袭《明本潮州戏文五种》《法藏敦煌书苑精华》和《广东地方文献丛书》《岭南丛书》《岭南文库》等古籍出版的发展脉络,出版粤军近10余年先后整理刊行了《清代稿钞本》《广州大典》《清车王府藏戏曲全编》《杜凤治日记》等古籍文献。其中,既有大型典籍,也有地方方志档案;既有传统经史等高文大策,也有俗文学等民间文献,还有日记等私人著述。在整理方式和传播形式上,影印出版与点校重排并举,在新时代积极探索古籍资源的数字载体开发。


2021年,《岭南文库》出版工程已历时30年,该书开地方文库之先河;荣获2014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的《清代稿钞本》,其持续整理出版,为国家文化工程《清史》的编纂提供了重要史料;收录4064种古籍的《广州大典》,是地方文献编辑整理的又一座高峰……制定体例、编纂目录、版本校勘、分类编排、征集文献、扫描校对,岭南古籍收藏者、出版工作者在漫长的探索中,逐渐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古籍整理出版方法。这些古籍文献承载着广东历史文化发展变迁的印记,维系着岭南文化的根脉,是广东建设文化强省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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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广东特色资源,梳理岭南传统文脉,打造岭南文化新高地。”在《岭南文库》3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广东省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谭君铁表示,要将《岭南文库》的出版工作提升到更高水平,为广东文化强省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传承作出更大贡献。


古籍资源 坚守相传


岭南古籍文献资源丰富,但一直没有专业古籍出版社,绝大部分古籍出版工作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古籍文献分社承担。10余年来,广东出版人在古籍出版领域成果不凡,在文献典籍、方志、私家著述、中医史料文献等细分领域均有代表性的出版成果。


得益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原馆长李昭淳、中山大学图书馆原馆长程焕文两位前辈宏大的视野、传承之初心,《清代稿钞本》从上述两馆收藏的5000余种清代文献中整理、编选出极具史料价值和收藏价值的2000余种稿本、钞本及部分独具价值、留存较少的珍稀刻印本,影印出版,使一大批珍稀文献获得抢救保护,并实现公共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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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稿钞本》全书内容宏富,共8辑,400册,包括清代政治、经济、社会、学术、宗教和民俗等方面的珍稀文献与档案,对研究清代广东乃至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学术、土俗民风和对外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该书经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批准立项,是国家清史工程框架内最大规模的地方馆藏文献发掘抢救整理项目。


“摸清广东古籍的资源家底,确立广东古籍的出版方向,确定广东古籍的出版方式。”广东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柏峰告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在广东省出版集团、bwin官网登录入口的有力指导,省内主要古籍收藏单位的配合下,广东人民出版社明确了古籍整理与出版的大方向。在《清代稿钞本》之后,出版工作者依托广东丰富的古籍文献珍藏,系统整理、编纂出版中外关系史、中国近代史、华侨文献、重要商号文书、海洋史、海关档案等广东古籍和珍稀文献,逐渐摸索出自己的道路,形成一定规模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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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清代稿钞本》策划出版所奠定的信心,柏峰与古籍文献分社的编辑们沿着前人整理典籍的足迹继续前行,深耕岭南古籍出版的沃土,《陈兰彬集》《杜凤治日记》等著述先后问世。


前者收录晚清重臣、首任中国驻美公使陈兰彬的各种著述,涵盖奏折、咨文、批文谕令、照会、函电、使美纪略、杂文、诗赋、楹联等。后者则是原籍浙江绍兴、后在广东多地州县为官十几载的地方官员杜凤治的私人日记。


柏峰告诉记者:“《杜凤治日记》的整理出版为研究地方治理提供了十分宝贵的一手资料。”这部日记的原始文献是手稿本,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邱捷退休后,便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点校整理工作。“整理手稿类文献,字难认,难读懂。”邱捷向记者坦言点校过程的“两难”,日记用较草行书写成,且不严格遵从草书规范,大量插写、补记的蝇头小字写在两行中间,让人眼花缭乱。杜凤治写日记用了大量减笔、俗体、异体字,还有一些习惯的错字;日记中很少用本名、全名记人物,多以其字号、绰号、地望、官名别称、官名别称之简称来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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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捷的点校工作除了查阅工具书进行校勘,也有一些需要结合前后文来推测。《杜凤治日记》第一版与读者见面后,远在浙江的杜凤治后人看到该书后,指出书中存在的地名、人名差错,这些都在重印时修改更正。


近代以来,从广东流失的古籍比较多,《海外广东珍本文献丛刊》《韩国首尔国立大学藏同顺泰号文书》等大型项目通过古籍出版的形式,实现文献回归故里。得益于广州作为中医药的高地,广东出版人也十分重视古代中医药文献的整理,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清末岭南五种卫生典籍校注》、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中医经典古籍集成(影印本)》是近10年的代表作。截至目前,广东人民出版社已启动并正在推进的深度整理类重大项目有《广东文丛》、《岭南笔记丛刊》、《全粤诗》(清代)等,系统整理影印类重大项目有《粤港澳方志集成》《肇庆大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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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献 系统整理


10余年来,地方大型历史文献整理出版在广东蔚然成风,影印出版最大限度保留了文献的原始风貌,不仅是对古籍的保护,更是对文献的传承。“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原副馆长、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原副主任倪俊明介绍,这些丛书皆为当地史上规模最大、最为系统的地方历史文献汇编出版工程,为传承岭南历史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印出版保存了乡邦文献的原生态,可以使人们通过新版图书阅读大量珍贵古籍善本。


编纂工作始于2005年、整理成果出版于2015年的《广州大典》历时10年,收录了清代中期至1911年(个别门类延至民国)广州府所辖地区以及香港、澳门的珍稀文献4064种,依据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编成520册,由广州出版社出版。各辑编迄,另编制总书目、书名索引、著者索引。该书的出版,为此后广东地方文献的整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起到示范作用。以《广州大典》为领头羊,中山、东莞、茂名、韶关四地的地方历史文献丛书相继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肇庆、惠州也在筹备之中,广东地方古籍文献的系统整理、影印出版已结出成果。


伴随着岭南古籍出版近10余年的发展,广东人民出版社古籍文献分社的张贤明也从一名编辑渐渐成长为分社副社长。他以《中山文献》为例,如数家珍地讲述出版过程:“首先是古籍底本的征集,在众多底本中经专家审定最优的底本。”他介绍:“依据存真、校异、订讹的校勘原则,对原始文献进行查漏补缺。手稿本、钞本的难度较大,刻本也会出现缺页、漏页。”


《中山文献》涵盖明清以来香山(包括今中山市、珠海市及澳门)各类地方文献,汇编成两辑、110册出版,初步拼接起散落海内外的中山地方古籍文献的版图。张贤明介绍,全书整理完成后,编写了总目,列入书名、卷、收藏单位等信息,约50册的第三辑将于明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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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中山文献》的整理出版经验,广东人民出版社古籍文献分社的编辑们操刀《东莞历史文献丛书》更显得心应手。该书收录东莞1912年以前著录刊刻的各种文献和著述,编成47册。


上述三地的古籍文献整理出版还集中于珠三角地区,2022年相继出版的《茂名历史文献丛书》《韶关历史文献丛书》则填补了粤西、粤北地区古籍文献整理出版的空白。前者是高凉文化的典籍整理,后者力求重构古代韶关的文化学术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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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明告诉记者,中山、东莞、茂名、韶关四地丛书收录的版本类型包括写本、刻本、稿本、钞本、活字印本、石印本等,部分丛书对底本原有之批校、题跋、印鉴和刻印的墨迹等概予保留,呈现了文献典籍的原生态。


国有正史,县有方志,家族有谱。广东在方志出版领域也有持续积累,如广东人民出版社整理出版的《明万历永安县志(译注本)》《康熙永安县次志译注》等。如今的深圳和香港,清朝时同属广东新安县。2017年,嘉庆版《新安县志》线装本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和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分别在内地和香港重印发行,该书再现了深港两地历史全貌。梧桐山、留仙洞、南山、赤湾、福永……时间已过去数百年,但《新安县志》中所记载的这些地名仍在当下深圳使用。“鳌洋甘瀑”是《新安县志》记载的“新安八景”之一,这也成为“香港”得名的一种说法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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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文脉 久久为功


海外广东汉籍文献的影印回归,地方专项古籍、档案文献的汇集、影印,华侨文献的搜集、整理,岭南地方文献的深度整理,支撑起岭南古籍和珍稀文献出版的体量。积极开发岭南文献数据库平台,是适应时代潮流、谋求发展的战略方向。加强和推进古籍普及与传播,开发出一条古籍普及读物产品线;推进古籍进校园工作,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始终,是让古籍活起来的重要举措。


“成立古籍文献出版机构,负责岭南(广东)地区的古籍文献出版;加强规划统筹,全省一盘棋,整合各地资源,化零为整,打造《岭南文献集成》、《岭南丛刊》及其数据平台。”对地方历史文化典籍的整理抢救,广东省政协新闻出版界委员已向广东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建议:参照国家的做法,在政府部门成立广东省古籍文献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负责组织、联络、协调、指导岭南地区(广东)有关单位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并由省财政设立专项资金,用于资助岭南典籍的整理出版工作。


结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广东省出版集团已经在筹建岭南古籍出版社,用顶层设计推动岭南古籍、珍稀文献的整理出版和保护利用。此外,还在筹划岭南出版博物馆和岭南文化出版研究院等馆院建设。记者采访的多位岭南出版人均表示,建立专业古籍出版社,有助于更专业、更高效地在更高层次上促进岭南古籍文献的系统整理与抢救性出版,有助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古籍出版资源的统筹与整合,从而将岭南地区的历史文化典籍出版做大做强。


10余年来,广东对传统典籍的整理出版主要集中在两大板块,专题性典籍如《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清代稿钞本》等,综合性典籍如《广州大典》等。在现有成果基础上,加强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创新模式,避免古籍文献整理出版重复建设已形成共识,将岭南古籍出版融入国家古籍工作的大局也很明确。据了解,未来会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广东21个地级以上市的地方文献,按统一版式、规格、装帧设计出版;对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大家,收录其全部著述,编成个人全集;对比较重要的名家,收录其主要著作,编成个人专集;将某些领域的著述,如地方史志、谱牒、碑刻、图册、绘画等,汇编为专题性文(图)集,然后进行标点、校勘、注释等深度整理。


“传承弘扬岭南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担当,我们将认真梳理岭南文脉,盘点岭南古籍文献所做的工作和已有的出版物,推陈出新,用心、用情、用力把岭南古籍出版做得更加出新出彩,全力打造岭南出版新高峰。”谭君铁说。


耕耘古籍沃土 传承岭南文脉
作者:徐平
“深挖广东特色资源,梳理岭南传统文脉,打造岭南文化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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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平


典籍浩瀚,文脉悠远。


汇辑整理刊印古籍文献,一直是岭南出版的传统,沿袭《明本潮州戏文五种》《法藏敦煌书苑精华》和《广东地方文献丛书》《岭南丛书》《岭南文库》等古籍出版的发展脉络,出版粤军近10余年先后整理刊行了《清代稿钞本》《广州大典》《清车王府藏戏曲全编》《杜凤治日记》等古籍文献。其中,既有大型典籍,也有地方方志档案;既有传统经史等高文大策,也有俗文学等民间文献,还有日记等私人著述。在整理方式和传播形式上,影印出版与点校重排并举,在新时代积极探索古籍资源的数字载体开发。


2021年,《岭南文库》出版工程已历时30年,该书开地方文库之先河;荣获2014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的《清代稿钞本》,其持续整理出版,为国家文化工程《清史》的编纂提供了重要史料;收录4064种古籍的《广州大典》,是地方文献编辑整理的又一座高峰……制定体例、编纂目录、版本校勘、分类编排、征集文献、扫描校对,岭南古籍收藏者、出版工作者在漫长的探索中,逐渐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古籍整理出版方法。这些古籍文献承载着广东历史文化发展变迁的印记,维系着岭南文化的根脉,是广东建设文化强省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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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广东特色资源,梳理岭南传统文脉,打造岭南文化新高地。”在《岭南文库》3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广东省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谭君铁表示,要将《岭南文库》的出版工作提升到更高水平,为广东文化强省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传承作出更大贡献。


古籍资源 坚守相传


岭南古籍文献资源丰富,但一直没有专业古籍出版社,绝大部分古籍出版工作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古籍文献分社承担。10余年来,广东出版人在古籍出版领域成果不凡,在文献典籍、方志、私家著述、中医史料文献等细分领域均有代表性的出版成果。


得益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原馆长李昭淳、中山大学图书馆原馆长程焕文两位前辈宏大的视野、传承之初心,《清代稿钞本》从上述两馆收藏的5000余种清代文献中整理、编选出极具史料价值和收藏价值的2000余种稿本、钞本及部分独具价值、留存较少的珍稀刻印本,影印出版,使一大批珍稀文献获得抢救保护,并实现公共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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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稿钞本》全书内容宏富,共8辑,400册,包括清代政治、经济、社会、学术、宗教和民俗等方面的珍稀文献与档案,对研究清代广东乃至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学术、土俗民风和对外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该书经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批准立项,是国家清史工程框架内最大规模的地方馆藏文献发掘抢救整理项目。


“摸清广东古籍的资源家底,确立广东古籍的出版方向,确定广东古籍的出版方式。”广东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柏峰告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在广东省出版集团、bwin官网登录入口的有力指导,省内主要古籍收藏单位的配合下,广东人民出版社明确了古籍整理与出版的大方向。在《清代稿钞本》之后,出版工作者依托广东丰富的古籍文献珍藏,系统整理、编纂出版中外关系史、中国近代史、华侨文献、重要商号文书、海洋史、海关档案等广东古籍和珍稀文献,逐渐摸索出自己的道路,形成一定规模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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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清代稿钞本》策划出版所奠定的信心,柏峰与古籍文献分社的编辑们沿着前人整理典籍的足迹继续前行,深耕岭南古籍出版的沃土,《陈兰彬集》《杜凤治日记》等著述先后问世。


前者收录晚清重臣、首任中国驻美公使陈兰彬的各种著述,涵盖奏折、咨文、批文谕令、照会、函电、使美纪略、杂文、诗赋、楹联等。后者则是原籍浙江绍兴、后在广东多地州县为官十几载的地方官员杜凤治的私人日记。


柏峰告诉记者:“《杜凤治日记》的整理出版为研究地方治理提供了十分宝贵的一手资料。”这部日记的原始文献是手稿本,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邱捷退休后,便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点校整理工作。“整理手稿类文献,字难认,难读懂。”邱捷向记者坦言点校过程的“两难”,日记用较草行书写成,且不严格遵从草书规范,大量插写、补记的蝇头小字写在两行中间,让人眼花缭乱。杜凤治写日记用了大量减笔、俗体、异体字,还有一些习惯的错字;日记中很少用本名、全名记人物,多以其字号、绰号、地望、官名别称、官名别称之简称来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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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捷的点校工作除了查阅工具书进行校勘,也有一些需要结合前后文来推测。《杜凤治日记》第一版与读者见面后,远在浙江的杜凤治后人看到该书后,指出书中存在的地名、人名差错,这些都在重印时修改更正。


近代以来,从广东流失的古籍比较多,《海外广东珍本文献丛刊》《韩国首尔国立大学藏同顺泰号文书》等大型项目通过古籍出版的形式,实现文献回归故里。得益于广州作为中医药的高地,广东出版人也十分重视古代中医药文献的整理,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清末岭南五种卫生典籍校注》、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中医经典古籍集成(影印本)》是近10年的代表作。截至目前,广东人民出版社已启动并正在推进的深度整理类重大项目有《广东文丛》、《岭南笔记丛刊》、《全粤诗》(清代)等,系统整理影印类重大项目有《粤港澳方志集成》《肇庆大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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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献 系统整理


10余年来,地方大型历史文献整理出版在广东蔚然成风,影印出版最大限度保留了文献的原始风貌,不仅是对古籍的保护,更是对文献的传承。“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原副馆长、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原副主任倪俊明介绍,这些丛书皆为当地史上规模最大、最为系统的地方历史文献汇编出版工程,为传承岭南历史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印出版保存了乡邦文献的原生态,可以使人们通过新版图书阅读大量珍贵古籍善本。


编纂工作始于2005年、整理成果出版于2015年的《广州大典》历时10年,收录了清代中期至1911年(个别门类延至民国)广州府所辖地区以及香港、澳门的珍稀文献4064种,依据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编成520册,由广州出版社出版。各辑编迄,另编制总书目、书名索引、著者索引。该书的出版,为此后广东地方文献的整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起到示范作用。以《广州大典》为领头羊,中山、东莞、茂名、韶关四地的地方历史文献丛书相继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肇庆、惠州也在筹备之中,广东地方古籍文献的系统整理、影印出版已结出成果。


伴随着岭南古籍出版近10余年的发展,广东人民出版社古籍文献分社的张贤明也从一名编辑渐渐成长为分社副社长。他以《中山文献》为例,如数家珍地讲述出版过程:“首先是古籍底本的征集,在众多底本中经专家审定最优的底本。”他介绍:“依据存真、校异、订讹的校勘原则,对原始文献进行查漏补缺。手稿本、钞本的难度较大,刻本也会出现缺页、漏页。”


《中山文献》涵盖明清以来香山(包括今中山市、珠海市及澳门)各类地方文献,汇编成两辑、110册出版,初步拼接起散落海内外的中山地方古籍文献的版图。张贤明介绍,全书整理完成后,编写了总目,列入书名、卷、收藏单位等信息,约50册的第三辑将于明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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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中山文献》的整理出版经验,广东人民出版社古籍文献分社的编辑们操刀《东莞历史文献丛书》更显得心应手。该书收录东莞1912年以前著录刊刻的各种文献和著述,编成47册。


上述三地的古籍文献整理出版还集中于珠三角地区,2022年相继出版的《茂名历史文献丛书》《韶关历史文献丛书》则填补了粤西、粤北地区古籍文献整理出版的空白。前者是高凉文化的典籍整理,后者力求重构古代韶关的文化学术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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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明告诉记者,中山、东莞、茂名、韶关四地丛书收录的版本类型包括写本、刻本、稿本、钞本、活字印本、石印本等,部分丛书对底本原有之批校、题跋、印鉴和刻印的墨迹等概予保留,呈现了文献典籍的原生态。


国有正史,县有方志,家族有谱。广东在方志出版领域也有持续积累,如广东人民出版社整理出版的《明万历永安县志(译注本)》《康熙永安县次志译注》等。如今的深圳和香港,清朝时同属广东新安县。2017年,嘉庆版《新安县志》线装本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和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分别在内地和香港重印发行,该书再现了深港两地历史全貌。梧桐山、留仙洞、南山、赤湾、福永……时间已过去数百年,但《新安县志》中所记载的这些地名仍在当下深圳使用。“鳌洋甘瀑”是《新安县志》记载的“新安八景”之一,这也成为“香港”得名的一种说法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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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文脉 久久为功


海外广东汉籍文献的影印回归,地方专项古籍、档案文献的汇集、影印,华侨文献的搜集、整理,岭南地方文献的深度整理,支撑起岭南古籍和珍稀文献出版的体量。积极开发岭南文献数据库平台,是适应时代潮流、谋求发展的战略方向。加强和推进古籍普及与传播,开发出一条古籍普及读物产品线;推进古籍进校园工作,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始终,是让古籍活起来的重要举措。


“成立古籍文献出版机构,负责岭南(广东)地区的古籍文献出版;加强规划统筹,全省一盘棋,整合各地资源,化零为整,打造《岭南文献集成》、《岭南丛刊》及其数据平台。”对地方历史文化典籍的整理抢救,广东省政协新闻出版界委员已向广东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建议:参照国家的做法,在政府部门成立广东省古籍文献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负责组织、联络、协调、指导岭南地区(广东)有关单位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并由省财政设立专项资金,用于资助岭南典籍的整理出版工作。


结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广东省出版集团已经在筹建岭南古籍出版社,用顶层设计推动岭南古籍、珍稀文献的整理出版和保护利用。此外,还在筹划岭南出版博物馆和岭南文化出版研究院等馆院建设。记者采访的多位岭南出版人均表示,建立专业古籍出版社,有助于更专业、更高效地在更高层次上促进岭南古籍文献的系统整理与抢救性出版,有助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古籍出版资源的统筹与整合,从而将岭南地区的历史文化典籍出版做大做强。


10余年来,广东对传统典籍的整理出版主要集中在两大板块,专题性典籍如《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清代稿钞本》等,综合性典籍如《广州大典》等。在现有成果基础上,加强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创新模式,避免古籍文献整理出版重复建设已形成共识,将岭南古籍出版融入国家古籍工作的大局也很明确。据了解,未来会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广东21个地级以上市的地方文献,按统一版式、规格、装帧设计出版;对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大家,收录其全部著述,编成个人全集;对比较重要的名家,收录其主要著作,编成个人专集;将某些领域的著述,如地方史志、谱牒、碑刻、图册、绘画等,汇编为专题性文(图)集,然后进行标点、校勘、注释等深度整理。


“传承弘扬岭南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担当,我们将认真梳理岭南文脉,盘点岭南古籍文献所做的工作和已有的出版物,推陈出新,用心、用情、用力把岭南古籍出版做得更加出新出彩,全力打造岭南出版新高峰。”谭君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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